1935年

    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张闻天在会后根据多数人的发言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接着，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移师北上。根据敌情的不断变化，毛泽东等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1月29日至3月22日，四渡赤水。接着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并乘云南敌军增援贵阳之际，直插云南，威逼昆明。然后红军又朝西北方向急进，于５月初巧渡金沙江，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5月，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和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在陕北安定会合，成立了以刘志丹为总指挥的西北军委总指挥部。

    5月上旬至7月中旬，红军和游击队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陕甘革命根据地。

    5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

    7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达成协议（习惯上称“何梅协定”），攫取了中国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

    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9月9日，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当即紧急磋商，决定率领红一、红三军先行北上。12日，党中央又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即高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会后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再次电示张国焘要他改正错误，率领部队北上。但张国焘却顽固地坚持其错误主张，率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原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间在四川省理番县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足木脚）公然另立中共中央。朱德、刘伯承等坚持全党团结，在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反党分裂主义错误进行斗争。朱德早在阿坝张国焘所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就严正指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10月1日，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巴黎《救国报》上正式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个宣言对推动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

    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12月6日，为了适应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富农的策略问题，并作出《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

    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开始举行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林育英）等人。23日，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同时，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25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未完待续）